孔傑榮專欄-大海航行靠舵手

摘要：唯有開明的領導才能指引中國走向法治。民間自下而上對公正以及獨立法院的呼籲日益增長。領導階層最後是否會以結構改革予以回應，而非獨裁壓制？在中國極端保守的政治菁英如此堅決地將人為的「穩定」強加於一個活躍的國家之際，他們當中能否產生領導者，有眼光和活力推行一套適應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和國際地位的法律體制？

孔傑榮專欄－大海航行靠舵手
2009-08-20 中國時報

　唯有開明的領導才能指引中國走向法治。民間自下而上對公正以及獨立法院的呼籲日益增長。領導階層最後是否會以結構改革予以回應，而非獨裁壓制？在中國極端保守的政治菁英如此堅決地將人為的「穩定」強加於一個活躍的國家之際，他們當中能否產生領導者，有眼光和活力推行一套適應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和國際地位的法律體制？

　中國共產黨目前對維權律師和推動法律改革的非政府組織的打擊，說明了問題所在。共產黨為尋求其合法性頒布了憲法權利和法律保障，律師們為實現這些權利保障展開了一場戰鬥。這場戰鬥越演越烈，因為共產黨在各方挑戰者面前企圖保持其權力壟斷，另一方面，人們對於不能從文化大革命後鄧小平建立的不完備、獨裁、有缺陷的司法系統中獲得救濟，感到相當失望。

　因此，維權律師最先在這場戰鬥中犧牲。但他們比共產黨官員更接近群眾，並且代表了民眾不斷增加的要求，他們要的是正義，和一個誠實公平、足以勝任的法院系統，不受腐敗、政治干預、地方保護主義和人際關係的汙染。然而，共產黨的領導階層卻拒絕容忍自治法律職業和公正法院系統的發展。反而復興一九四九年前共產黨「解放區」裡政治掛帥的「群眾路線」。

　顯然，七十年前農業和革命的中國所建立的法律機構和「精神」已不能適應當今的群眾需求、經濟發展與國際合作的要求。中國現在需要領導人，能夠以如同前總理朱鎔基在經濟現代化過程中的魄力，擔負起系統化法律改革的艱鉅任務。期待中國出現這樣的領導人，會不會不切實際？

　毛主席對法律知道的不多，也不大在乎。鄧小平瞭解法律系統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但是信仰「政府在法律之上」而不是「法律在政府之上」。他們都未面臨二十一世紀的複雜要求。將於二○一二年成為中國國家舵手的副主席習近平和第一副總理李克強，都是受過良好教育並有豐富經驗的管理者，都能認識到法治社會帶給變革中中國的好處。他們會承擔起這個歷史重任嗎？

　從最近出版的已故總理和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回憶錄可看出，如果他沒有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悲劇中被打倒，他可能會擔負起這項責任。在一九八六到一九八九年間，已經有公開跡象表明，趙希望把共產黨從日常政府行政職能中分離出來，其中包括消除黨對法院判決的干預。趙的回憶錄表明了其思想發展的程度。

　趙紫陽看到，如果沒有政治改革，經濟改革將不能持續進行。雖然他當時並不希望終結黨的權力壟斷，但是他已意識到「共產黨進行統治的方法需要改變」。正如他告訴戈巴契夫的那樣，即使在社會主義國家也不應該實行「人治」，而應是「法治」。另外，他認為立法應該逐漸實施中國憲法所保障的權利，其中包括法治社會所不可或缺的媒體自由。

　趙紫陽也看到一個獨立司法系統是絕對必要的。他寫道，沒有司法獨立，「法院就不能以無偏私的態度判決」。但甚至在六四事件之前，他就已經對黨的各級領導層極力反對這項改革而感到吃驚。

　在趙下台之後，對他無限期的非法拘禁使他的觀點更加激進。他得出結論，如果中國沒有一個以司法獨立為特徵的多黨、民主、議會的制度，就不可能有健康發展的市場經濟，也不可能遏制腐敗，縮小貧富差距，並且滿足群眾對改革的需求。

　對趙紫陽的拘禁本身也讓他切身了解司法執行可以獨斷到甚麼程度，即使是對國家的最高領導也不例外。對他的懲罰沒有經過任何的法律程序，黨內菁英也沒有遵循黨的程序。他們對趙的指控扭曲了事實，在未經任何公平聽證的情況下祕密地做出了決定。對於趙指控的正式調查從未完成，即使在黨內部，中共官員也拒絕公布其決定和處罰措施。關於趙去世前十六年間的境況，他們經常向公眾撒謊，否認趙被軟禁在家。

　趙紫陽的命運或許會使領導層中任何可能出現的法律改革者望而卻步。但是，除非有人勇往直前，不然如今領導人所懼怕的不穩定必然會加劇。畢竟，「大海航行靠舵手！」

　（孔傑榮，紐約大學法學院亞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紐約「外交關係協會」兼任資深研究員。紐約大學法學院亞美法研究所譯。英文原文請參考 http://www.usasialaw.org/ ）